中国会被甩掉吗
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定义“新工业革命”。相对而言，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研究比较周密。
他们对近代以来的科技革命进行了细分：第一次革命是近代物理学的诞生;第二次是蒸汽机和机械革命;第三次是电气和运输革命;第四次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革命;第五次是电子和信息科技革命。
课题组认为，目前全球都处于“第六次科技革命”的前夜，这将是一次“新生物学和再生革命”。其主要内容涉及生命科学、信息科学、纳米科学、仿生工程和机器人的结合，信息转换器、人格信息包、两性智能人、人体再生和互联网的结合等。
由此，人类将获得3种新的“生存形式”——网络人、仿生人、再生人。在此基础上，人类将以新的存在形式，离开地球走向太空，在更广大的宇宙中创造更高级的文明，从而引发下一次也就是第七次科技革命——“新物理学和时空革命”。
课题组负责人何传启预测，第六次科技革命将在2020年前后爆发，而第七次科技革命大约在2050年前后开始。
“这为中国科技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，如果我们能够超前布局，就可以抢占制高点，有可能成为‘领头羊’。相反，如果无所作为，那当然就会坐失良机。”
事实上，3D打印技术的深层应用的确与人类“再生工程”有关。
颜永年去年年底曾就“生物制造”话题做了一个详尽报告。他介绍说，目前3D打印技术正试验“打印”生物体的细胞组织结构，下一步就是要“打印”人体的皮肤、软骨、肌肉、血管、气管。这种基于3D打印原理而产生的生物技术，被称为“细胞三维受控组装工艺”。
这方面，中国的研发进度并不落后。清华大学相关的课题组与医疗机构联合试验，用3D打印技术制造动物骨骼支架，“一共做了24条狗，100多只兔子”。
作为中国3D打印技术产业联盟首席顾问，颜永年强调，3D打印使得人体组织和器官的再生手段大大丰富和加强。
他认为，20年后人们将弄明白自身器官的运行机理，而用不了50年就能制造出所有的人体器官。人确实有可能成为“造物者”。
革命性的创新技术在完全释放出它的能量之前，往往看不出什么“先进性”。但因此而缺乏紧迫感甚至跟不上趟的国家，一定会丧失机遇。
去年10月，中国3D打印技术产业联盟成立，与会专家一致认为，3D打印技术作为制造业领域的一次重大技术革命，已经广泛应用到航空、航天等军事领域和大型复杂构件的一次成型制造，是传统制造技术与新材料的完美结合。
该联盟认为，中国在3D打印技术的核心领域已经与美国、以色列等国际巨头“基本处于同一水平”，但是，在材料和软件开发、装备等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，还需要引起政府主管部门的重视，并在重大技术专项等方面给予扶持。
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学院王华明教授被推举为联盟首任理事长。他所研发的“高性能金属构件直接制造技术”，属于3D打印的高端工业级应用。
与那些“打印”出来的塑料玩具不同，王华明的技术利用激光束，对粉末或丝材进行逐层熔化、快速凝固、逐层堆积，能够直接制造出强度足够高的金属零部件。
举例而言，在高端制造领域，像F22猛禽战斗机和波音787大客机都需要钛合金结构件，如采用传统锻造和机械加工工艺，既耗时又费力，还需要数万吨级重型液压锻造装备进行加工，材料利用率通常不足10%。但应用3D打印就不同了。
中国正在研发的C919大型客机，其机头工程样件就需要钛合金主风挡窗框。该部件从欧洲订购需要两年，每个部件的锻造仅模具费就要50万美元。而采用王华明的激光直接制造技术，从制造零件到装上飞机仅用了55天，零件费用还不到其模具费的五分之一。
业内人士称，王华明的3D打印技术具有材料利用率高、加工量小、柔性高效等优点，在高端工业制造领域是个“革命性”突破，目前美国等发达国家也不掌握其中的关键技术。
王华明对于民用级别的低端3D打印能否广泛应用持保留态度。“真正的一把小小的金属材料手枪，根本不需要3D打印，因为‘打印’出的手枪金属零件精度达不到要求、成本还高、速度也不快。用传统机床去加工这些手枪的简单金属小零件，既不费料、也不费时，不仅速度快、精度高，而且成本低。”他举例说。
同时，他也不认为3D打印技术能与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画等号，应该说这只是新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元素。
毕竟，3D打印的产值在全球制造业中所占份额仍然微不足道。2011年，全球3D打印市场规模为17.1亿美元，仅占世界制造业总产出的0.02%。
下一个失败者是谁
不论里夫金的观点多么引人争议，他有一句话至少说对了：“危机，既是变革的背景，也是变革的动力。”
2008年金融危机后，有关新技术革命的各种说法越来越多，这本身就反映了全球经济所面临的深刻危机和巨大压力。
经济学家李才元认为，与其叫“新工业革命”，不如称为“新实业革命”，因为下一轮技术升级的背景和基本动力，主要在于二战后几十年来世界经济体系越发“泡沫化”，大宗商品、房地产等资源泡沫已经把实业淹没了，制造业被高房价、高税收、高利息、高路费等“拦路虎”层层盘剥，如果没有新技术革命，金融危机后全球分工体系的“结构失调”会恶化，“很可能会倒掉”。
他表示，对中国经济而言，抓住新技术革命“战略机遇期”，从一个追赶者变成引领者，至少要同发达国家齐头并进，这是一切国家规划和战略设计的前提和基础，“这既是出路也是希望，没有真正的技术革命，怎么实现最美的‘中国梦’?”
从英国开创“第一次工业革命”开始，强国的崛起必须与技术革命捆绑前行，历史上不存在技术上落后还能自称强大的国家。比如，即便已经被人超越，英国的工业毕竟还保留了罗尔斯-罗伊斯公司——世界上最先进的航空发动机公司，这可看做“英国制造”的看家狗。
同样，每一次新技术革命的孕育期，都给后发展国家提供了“弯道超车”的历史机会。今天，有关“新工业革命”的所有争论，都可看做是新一届“全球经济奥运会”的发令枪。在核能、智能互联网、物联网、生物工程、先进制造以及航天、海洋等具有战略意义的新技术“跑道”上，中国必须全力参赛。
在何传启主编的《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》一书中，有这样两段话令人深思：“在过去50多年里，中国有世界最大规模的科技发展计划，但没有具有世界影响的科学突破和技术发明，没有获得诺贝尔科学奖”;“中国现行科技体制，在应对第五次科技革命时，绩效并不理想。那么，它能保证中国抓住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机遇吗?”
目前，投身于3D打印行业的国内企业并不少，但多数公司都聚集在设备应用领域。据业内人士反映，3D打印的产业链很长，材料、高精度喷头、数控设计等几项基础性“共性技术”，仍然需要从国外采购，而单个企业往往无法靠自己的力量突破这些技术“瓶颈”。
事实上，中国制造业进行产业升级的主要难点就在这里：国内企业习惯于从国外引进技术，或者参照已有的技术路线进行开发，以“规模追赶”来确立自己的优势。但这种过于重视短期效应、急于求成的心态，往往使得中国企业“永远处于追赶当中”，因为“当你追上的时候，人家已经踏上另一个赛道了”。
面对“新工业革命”的挑战，真正的成功者必须有进行“颠覆性技术研究”，并快速实现产业化的能力，而失败者一定是那个“低着头只会跟跑的”。
有专家建议，中国政府和企业必须设立专门的机构和公司，“对未来产业进行深入研究”，以发现、注册高新技术专利，先期占领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为使命。而有关的金融机构，也有责任对前瞻性的新兴技术尤其是基础研究，加大投资力度。
柳卸林认为，中央政府应对全国产业有核心辐射能力的领域进行支持，尤其是需要大量基础研究的领域，如集成电路、大飞机、航天等;地方政府扮演的是接力棒的角色，它不做基础研究，但可以把科研院所、大学的一些技术成果介绍出去，让企业家来作判断。“我国要建立一种互动的机制，包括中央与地方的互动，科学与产业的互动。”
“政府的钱不但要投资新技术，政府部门尤其是政府采购，还要成为新技术、新产品的试验场。”李才元认为，在目前全球技术竞争格外激烈的局面下，政府必须主动扮演好“新市场培育者和孵化者”的角色。
同时，要在大学科研机构建立“伯乐体制”，筛选出真正有竞争力的“技术千里马”;还要在金融市场推进“科技金融”的主导战略。只有这样，新产业才能在市场、人才、资金三个方面得到最有力的支持。
他说：“有了源头活水，新技术才能破茧而出。”
公司新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