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业生产如此紧缩，农产品价格却螺旋式上升，滞胀阴影挥之不去——虽然从CPI数据看，全球通胀压力并不大。
把板子打在央行身上大致错不了，农产品价格上涨是通胀的一个分支。
根据中国央行的数据，截至今年2月末，央行总资产高达28.33万亿元，约合4.5万亿美元，超过美联储和欧洲央行。随着中国外汇占款剧增，中国央行也就成为名符其实的“暴发户”。在过去的五年，中国央行的总资产增长了119%，分别于2004年6月、2005年9月和2006年1月超过美、欧和日央行，于2011年末达到28万亿人民币，美联储、欧洲央行在2011年末资产规模分别为3万亿美元和3.5万亿美元，真正实现了“赶英超美”的目标。
与此对应，中国的广义货币(M2)在过去五年中也增长了146%，2011年末余额已达到85.2万亿元人民币，据渣打银行测算，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，中国新增M2的规模全球占比达52%，截止到2月底，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(M2)的存量高达13.8万亿美元，全球最高。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三年(即2009年-2011年)，全球新增M2的规模中有48%来自中国。
货币发行量如此之大，吸收货币的办法是进行投资，在中国最大的去处是资产货币化，如房地产市场从无到有，房地产总市值占GDP的一倍以上，举凡厂房、矿产资源等，一登IPO龙门身价倍增，这都是资产的货币化过程。即便我们培育出了泡沫巨大的房地产市场，即便创业板诞生了百位亿万富豪，货币仍然远远超出实体经济所需，按下葫芦浮起瓢，大大小小的泡沫层出不穷。农产品是最醒目也是最原始的一种泡沫。
货币泡沫却没有增加企业投资，似乎违背常理。实体经济紧缩遵循的是投资收益的逻辑，当货币突破某个临界点之后，货币不再成为实体经济的主宰。如果增发货币能够缓解衰退，日本就不会有失落的二十年。
当全球次贷危机造成货币泡沫大崩溃之后，全球经济进入去杠杆阶段，企业的债务日益沉重，而企业的投资效益日益下降。美联储实行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，保证美国经济不崩盘，但绝不会让美国经济就此走上复苏轨道。欧洲央行进行两轮长期再融资操作，让欧洲的商业银行茍延残喘，却没有扩大欧洲商业银行的贷款，更没有显著拉动欧洲企业投资。企业有自身的投资逻辑，当融资成本上升、消费市场低迷，企业不会因为货币水漫金山就大举投资，那是不考虑成本的非市场化企业所为，市场化企业绝不会在货币面前丧失心智。
央行发行的货币，未必能够被实体经济所吸收。货币多了，贷款利率下降，这是个错误的认识，贷款利率不是货币供求关系的反应，而是对企业风险的定价。企业失去消费者，企业的产品失去忠实的拥趸，企业的风险也就随之上升。曾几何时，日本的电器产品、日本的随身听等等，赢得了全球万千粉丝，但创新能力的不足，使随身听一夜之间成为苹果的擦桌布，中国的电纸书同样如此，辉煌两年，冻结N年。
溺水的人们常常忘记，货币不是实体经济的根本，生产效率才是。
总体而言，通胀是生产效率低下的结果，当企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赶上通胀的步伐时，不幸发生了。按照世界银行的估算，过去三十年，是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（产出增长率超过要素投资增长率的部分）在2%到4%之间，近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在下降，同样的投入，产出更少。更要命的是，由于分配极不均衡，导致中国消费市场出现结构性失衡，消费者穷的太穷、富的炫富，无法支撑中国产业面向中产收入阶层的品牌升级。中国需要创新，教育却遭遇到铁板一块的行政体系的掣肘，中国需要更深入的资源配置改革，但哪个垄断行业也不愿意吐出嘴里的肥肉。
不奇怪，在人均GDP不到5000美元时，中国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，权贵交易横行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，与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世界银行的报告如出一辙。不同的是，中国的债务水平与外汇储备还能够支撑抵挡住金融海啸的冲击，中国经济崩溃的论调将会破产。
此前发放的货币没有彻底消化，体制改革遭遇重重阻力，与实体经济关联的大宗商品、股票市场飞流直下，农产品就成为火山的爆发口，从储藏期较长的大蒜、生姜，到了鲜货鸡蛋。要强调的是，难以保存的农产品金融属性不强，掀不起金融大浪。
